近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收获良多，这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以学贯中西的知识体系，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并试着为形成的这种客观实现探寻源头，开方抓药。
引发我诸多感想的是他在总论中的说法：
“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
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
第三，秦始皇的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
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
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
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
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庭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中华民族的基因没有缺陷，智商不输任何其他民族，中国的地大物博也远胜很多国家，尤其与资源匮乏的日本相比，优势明显，那我们在十九世纪所遇之难究竟是起源于何处呢？蒋先生给予的三个答案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科学不及人和人民不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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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中国号称有上下五千年历史，在这样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有无数的能工巧匠和奇思妙想，有一直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那为什么我们却“科学不及人”呢？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既有其辉煌的颠峰时代，也有勤劳聪明的百姓，但他们所创造的各种发明技术，都只属于一种“技”的范畴，还不能归入为“学”的系统。清华大学的吴国盛教授就曾公开表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四大发明不属于科学。”这样看来，在科学这个问题上，我们又何止是“不及人”？恐怕“及人之说”都无从说起。
这种丧气的结论，简直让人难以接受，甚至愤怒。但如果不想成为一个被情绪所控制的人，就得去寻找这个问题的根源并解决它，因此首先我们就要了解究竟何为“科学”。 科学，指的是分科而学，具体是指将各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研究，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它是关于探索自然规律的学问，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了解，科学它是一种知识体系，是一种研究物质由此及彼的诸多变化过程的总和，它不是某种片断式的、截取式的奇思妙想或偶然得之的东西，它是有着扎实理论论证过程的必然结果。
火药的发明如果这样说比较晦涩，那不妨举例说明。比如说火药的发明，它来自于我国古代金丹家们长期的炼丹制药实践，主要由硝石、硫黄、木炭等物质混合加工而成。民间长期流传的“一硝二磺三木炭”就是它的简易配方。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发明，基本上是靠亿万人一代又一代在茫茫黑夜中的摸瞎凑巧中偶然产生，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具体研究世界各物质的本质、与其他物质的相关联系性并形成一个规律有序系统的过程中成型的。我们制出了火药，但并未透彻地了解它是由哪些更具体、更微小的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的基本特性是怎样的？它们分别与其他元素相合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们或许只知道，根据经验，用这个、那个和那个混在一起，它们就会“砰”地一声爆炸，会产生很大的爆发力。
如果不了解物质的本质，不了解它们的具体性能和化学反应规律，即使我们偶尔发现了这种组合物质能爆炸，也很难去改进它，将它制造成更精密有效的武器。从这一点上说，古代中国后期发展上的落后，不是中国的物产不够丰富，也不是中国人智商太低，脑袋不行，而是我们与西洋人在思维路径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使我们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样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各自精彩的平行路径，而是低阶与高阶本质不同的分叉路口。
李鸿章所谓的低阶，就是在无数次的暗夜摸索中，偶然闪亮出一点技术革新的火花，所凭借的更多是实践经验；所谓的高阶，就是以一颗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一点点搞清世间物质的特性及不同物质间的关联和规律，在探索出足够多物质特性规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网状式的知识体系，最后达到能一通百通、将其运用自如的神奇效果。就象李鸿章在1864年写给恭亲王的信中所说：
“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以我们数千年暗夜摸索中的偶有所得，如何比拼人家在点滴积累基础上最后所能达到的一通百通之海量技术爆炸？
从这一点上来看，就基本能够理解，为什么即使到了现代，我们在科技创新上，永远都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跑，世界诺贝尔各项科学大奖总是花落旁家。而我们在别人已经开拓好的创新路上，不管是做任何东西，电子产品、日用品、服装鞋袜等制造业又都能做得很好，绝对不输外人，也赚了很多钱，可一旦老外在关键技术上卡我们脖子的话，那些原来非常红火的产业又即将萎缩、偃旗息鼓了。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僵化的思维路径，跑在科学研究的尖端前沿，当科学转化为实用技术后，我们永远只能做一个二手科技接收者和下游物品制造商，永远只能仰人鼻息，不可能说得起硬话。想要谋发展，这便会是我们的先天缺陷。
梁启超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其实就是现代版的“洋务运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经被证明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关于这一点，还是梁启超看得比较清透 ——“知有兵事而不知为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为朝廷而不知为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为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梁启超能够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改革派所领导的洋务运动仅限于物质方面的革新，是一种极不彻底的改革，也是一种注定将“壮志难酬”的改革。历史已经深刻地证明了，落后国家一旦采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不但无助于改变现状，还将会拖延现代政治制度的转型，最终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说，当年的长辫清人的失败是缘于他们因长期团关锁国的狭隘眼光和与世界发展脱节的文化思想，如今我们是否已吸取了这样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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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我们的历史必然宿命吗？老实说，在心理上我不愿意承认有什么绝无更改的“必然宿命”，因为人是生而平等的，没有什么天然必定要选择低阶路径的族群。但我们的历史选择了这条路，或者说，在我国近代这个由强人或强势群体操控的制度路径和文化路径上，最终选择了这一条，因此这种低阶状态才成为我们的必然。
民国时期的大师灿若星辰上天造人，可能随机，但不会刻意区分高低阶。可是一个民族，会选择什么样的思维路径，却是有迹可循的，这个足迹可从历史中去寻觅。我国的历史虽然少不了分分合合，但各朝君主终是以“合为上”的思想占据主流。可有趣的是，偏偏又是在权力比较分散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人才辈出、英雄辈出，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异彩纷呈，大师频出。这种时代往往能被后人长期怀想和津津乐道的，譬如春秋战国、民国等。
究其原因，就是权力的分散为自由思想的发展创造了可供呼吸和孕育的空间，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人的思想才有被激活探索各种不同领域延伸的可能，在现实中才有与其它不同观念发生激烈碰撞的可能。就像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起源，都来自于宇宙大碰撞一样，人储存在头脑里的所有潜能都是需要在现实中与自己的对立面或侧立面等进行或大或小的碰撞而来的。
如果我们的世界，从小就被要求只能有一个出口，只能选择一条思想通道，那我们成年后，就只是一条思想流水生产线上的标准产品，不管你处于哪个年龄阶段，环顾左右，周围遍布的都是与你行为方式一致的标准大脑，所不同的只是彼此的躯体，有的已衰老，而有的正青春，可在这种青春与衰老之间，也只是一种暮气沉沉的单一轮换和交替，没有其他更大的意义。
这类衰老没有衰老之意义，这类衰老的大脑是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与过程，一出生就有“灌输者”（如统治者的宣传机器）不断灌输给你他所认可的“是与非”，而并非由自己真正凭借自己的头脑与亲身实践去论证的“是与非”；这类青春也没有青春的意义，这类青春只表现在肉体上蓬勃的生物欲望，而它的未来也只是在重复衰老者的老路，为其换置一具承载旧思想的新躯体。
在我们封建王朝的绝大部分时代，统治者所建立的“大统一”都是建立在这种绝对单一的“思想统一”的基础之上。出于对一种绝对威权的极度渴望之要求，统治者发现了统一思想对其政权稳固所起的绝妙作用，对思想采取单一渠道的供给制，造成了思想的僵化与惯性，使民智逐渐矮化至谋生和为帝王所用的狭窄通道上来。
为杜绝人民在意识上的觉醒，统治者还必须树立高墙，切断一切外来讯息对民众思维的触发，并且也不允许民众进行自发性的思考与讨论，因为只要产生了与“标准件”不同的产品，便会产生与整个国家统治大机器不配套的危险，会使统治者在贯彻其绝对威权的意图时，被不断卡塞、受阻。
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脑，常常会有许多无奈和虚无之感。无奈感是因为，被限制不能拥有自由使用自己大脑的权利，在统治者的不断“灌输”与恐吓之下，这种大脑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对自己进行各方面自我审查的功能，这种功能会很自然地抑制你自由使用大脑的行为。虚无感是因为，自己及身边的人都是“同类产品”，在社会上难以找到与自身不同观念的对立面和侧立面，从而失去了与其他观念碰撞的机会，也就无法产生新的观念和不断与之重组与完善的新型思维模式。
在这样一种生存模式下，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不清楚“我是谁”，一个被要求不允许自己大脑独立思考的人是很难发展出自我之特质，所以他基本区分不了自己与周围其它人的不同，也就无法感知世界对自己以及自己对世界的意义。人一旦失去了对意义和价值感的追求，就容易堕落到与动物的生存目标趋同，如追求安全感、食欲、性欲等的满足。这对于统治者来说，管控好被统治者的安全感，调配好他们对食欲、性欲等各方面的比例用来支配他们的行为即可获得自身的安稳和持续性的“吸血”特权。而为了提高被统治者对安全感的需求，就要最大限度地盘剥他们，让他们以跪着甚至爬行着的姿态艰难地去讨生活，这样他们才会将生存放在自身需求的首位，无暇去发展除了填饱肚子和繁衍后代之外的其他爱好及能力，也就没有力量去反抗暴政，更不可能去发展对自身事物以外的科学兴趣及探索精神。这就是商殃法家思想的主旨，也是我们俗语“民以食为天”的由来，还是当下中国人身上难以撕下“重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标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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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对这样一群无法发展自身独立思想和行为的人在科学积累和创新上有所期待，那确实是有些为难他们，并非其不够努力，而是在本质上“臣妾做不到”啊！这种现象当然不独然出现在科学领域，它还会侵蚀到文化思想、思维路径、民族特性等各方面，就像你有了一个名牌包，就需要买一身名牌服装、名牌鞋等一系列的同等档次物品来与之配套一样，这种已然落伍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治理念，就必然需要培植出与之相匹配的思想、学说、思维路径和民族特性来。在这样的惯性统治持续发展下，在千百年的时间累积下，低阶与高阶才最终得以形成。
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理念就是工具化、物化民众，使其无法像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般进行思考，也就在无形中斩断了每个人根植于内心的主动性需求，把他们变成一部社会大机器上一颗颗冰冷的螺丝钉，而每个“螺丝钉”之间是无法产生那种自然而深刻的连结感，因此国家层面的“团结”概念更是无从说起。在国家没有发生巨变震荡之时，日常生活中百姓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更多的是出于生存或利益的需求，它不具备国家信仰层面的价值观。
这种情形就好比，你买来一套机械设备进行加工生产谋利，不管你是好好保养使用它，还是疯狂使用磨损它，它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你日夜开工不给它一点保养休息的时间，这套机械设备上的齿轮、螺丝等零部件都无法主动联合起来向你表达抗议并罢工，它最后的结局不过是磨损报废，你会用它赚来的钱再买一套新的设备罢了（就好比让民众自行繁衍，用年轻的奴隶替代老的奴隶一样）。
如果民众对于封建君王来说，就只是他们统治机器上的零部件而已，那么好好保养使用它的就是所谓的“明君”，疯狂使用损耗它的就是“暴君”，这种“明君”与“暴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百姓而言他们都是吸血者和掠夺者。这些机械上的零部件，连自己生存的环境都没有权利去维护，而这些封建君王却寄希望于它们去抵抗、击败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国在十九世纪遇到这“空前未有之变局”，统治者和改革者才不得已“思变”，但这种“变”又是建立在如此可笑的基础理论之上。清朝末年，我们的改革派首先想到的要建立本国近代化的国防，孰不知，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最重要的是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内政才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
那时候，出于对巨大人口市场贸易的需求，英国人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我们跟上他的步伐。由此可见，只要自身不主动革新体制，不发展更先进的理念和科学技术，就会被别人拖着发展、打着发展，并且还会沦为世界经济链、军事链、思想链、体制链上的最低端，成为所有风险和不利因素的最终承担者。看看邻国日本，就应该明白，不要再寄希望于走什么所谓的“捷径”了，只有先承认自身的落后，彻底改革，知耻后勇，奋起直追，用几代人的接力踏踏实实地完成各方面的追赶，也许才能有一丝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