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都无法想象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巴黎有这样一所学校，他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没什么校规校纪可言，是知识分子的冒险乐园。到1930年所有的课程都是选修，在这所校园里学生们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作息，在想读书的时候读书。他们喜欢爬上屋顶，在那里举行晚会，唱歌聊天，畅所欲言，感受那种“由高度而引发的激情”。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这个名字之前曾多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但都没有引起过丝毫的注意，即使他出现的场景过于单一而重复，都是在我搜索一些名人的生平时，穿插在类似于百度百科式的资料卡里，例如涂尔干、梅洛庞蒂、萨特和伏波娃、福柯、罗曼·罗兰，还有我们在大学高数课上学到的各种定理、公式中出现的名字，拉格朗日、柯西、傅里叶和拉普拉斯。每次这个名称普普通通的师范学院都被我自动略过了，直到读到历史学者托尼·朱特在书里写的一段话，高师才化作一只奔跑的野兽，冲进我的视野。
他这样写到：“要理解法国知识分子的奥秘，必须先从巴黎高师说起。该院创办于1974年，旨在培养中学教师，后逐渐成为产出共和国精英的温床。1850年至1970年间，只要在人类文明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法国男性，各个都毕业于巴黎高师，从巴斯德到萨特，从爱弥尔·涂尔干到乔治·杜皮蓬，从查尔斯·庇奎到雅克·德里达（落榜一次不成又落榜第二次，最后才终于考上），从莱昂·布鲁姆到亨利·柏格森，还有罗曼·罗兰、马克·布洛克、路易·阿尔都塞、雷吉斯·德布雷、米歇尔·福柯、贝尔纳－亨利·莱维以及所有获得过菲尔兹奖的一共8名法国数学家，全数毕业于巴黎高师。”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创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法国知识界的中心，与时代保持着高度的默契，从德雷福斯案件（l’affaire Dreyfus）到法国30年代的动荡危机，从人文科学到70年代的前卫运动，它参与了所有现代法国所熟悉的伟大思辩论争。巴黎高师每年只招收200名左右的学生，文理各一半，两百多年来，为法国培养了无数杰出的人才，这其中有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4名菲尔兹奖获得者，若按照人均获奖概率来算，这两项都是世界第一。当了解到这里时，我已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想要更多的了解这所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学校。
若想了解巴黎高师，就得了解法国教育不同于别国的特别之处，即存在 “大学校” (grande école)与 “大学” (université) 这两个系统。大学就和我国现在的大学类似，一般是多学科并存的综合性大学，作为世俗化的高等教育中心。而大学校，起源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的分工细化，旨在培养专业性人才，很多大学校的招生都会要求学生进行两至三年的预科学习，再统一参加入学考试，择优录取。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两次报考巴黎高师但均以失败告终，可见其录取制度之严格，而法国普通大学的招生门槛，就相对来说低得多了。
因为录取条件的严苛，再加上领先的专业培训水平和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出色表现，在法国人眼里，大学校才是培养精英的地方，大学成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所以法国在这点上和我们相反，专科学校一般比综合性大学要好。这两者甚至发展成等级差别，体现在法国的方方面面，从用人制度、市场规律到观念习俗，“大学校”情节随处可见。
所以高师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从招生开始就贯彻的精英教育理念，还是这所校园里处处弥漫着的学术自由、知识至上的民主启蒙精神？在我看来这两者兼而有之，缺一不可。
大家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大众化的平民教育模式，绝大部分普通人都有相对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也仍然有很多人，想着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以及家族的命运。读一所普通的三本或是在清北复交，这其中的跨度可谓是天差地别，但这些区别，更多的体现在抽象的综合素质、文化水平或是较为具体的毕业生继续深造率、就业率和毕业生平均工资上。无论哪所学校，大部分学生都知道自己终究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要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日子而努力求学、挣扎奔波。他们要的不多，也很容易因为获得对应的满足而停下脚步。而那些曾经的高师人呢？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在不停的提及，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的身上肩负着责任和义务，他们必须得做些什么，说些什么。而这些最后都会转化成一股强大的自驱力，帮助他们不断的去克服困难，追求更为广阔的世界。他们不能依靠别人坐享其成，而要学会主动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
就像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如何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成为自身的主人，教育是核心问题。从巴黎高师毕业的福柯在1984年讨论康德的启蒙观念时写道：“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对启蒙的反思一直是一种不失其重要性或有效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我们当然不能将关于自身的批判本体论视为一种理论或教律，甚至也不能把它看作一套不断积累中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而这种哲学生活的精神一直贯穿在巴黎高师的历史之中，这可能也是，为何这所规模如此之小的学校，大师辈出的原因之一。
话说到这里，我想再继续讲讲法国从高中开始的哲学教育，法国人认为，哲学教育是公民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他们期望自己的国民，中学时期就能拥有相对完整的文化人格和哲学辩证思考的基础，面对危机时，才能做出思考与批判，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自由地判断应是公民的美德。“独立思考”就是高中哲学课的目的。哲学老师往往会在第一次走进课堂时对学生说，“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话，甚至要怀疑学校教的东西，从现在开始忘掉你学过的，开始独立思考。”对成年人而言，高三的哲学课，就像是一个与过去告别的过程。
最后，我本来还想写几个我感兴趣的高师人的故事，这点从我早先拟好的文章标题里也看的出来，写写他们有趣的事迹，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还有他们个体的差异与高师人的共性。但现在我不打算写了，关于这样一群人能讲的实在太多，就算只说一个人在这样的篇幅下也讲不了什么。可如果你曾在某些领域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或自己仍在学习、探索、深造，那你一定会在过去或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里，看见几个高师人的身影，希望你能有机会，借着那些遗留下来的文字，和他们坐下聊聊天。
高师仍在，但曾经的辉煌大半已经逝去，这其中的缘由我不得而知。
它仍保持着小而精的规模，拥有1350名教师和永久研究员，在读学生近2400名，其中包括900名公务员培训生，420名普通学生，60名国际选拔生，490名科学、人文和社会学课博士生，230名参加交换项目的学生，这其中，也不乏中国学生的身影。
参考资料：
弗朗索瓦·杜费 / 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巴黎高师史》
托尼·朱特.《记忆小屋》
驳静.《关于法国中学哲学的三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