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我真正记忆深刻的世界，已走过了20世纪的60年代。
在一个冬季，或许是腊月的一天，天空灰蒙蒙的。我与同院子里的一伙玩童小混混邪恶无度。在玩童的眼里，什么东西都是用来玩的。我家的母狗生的小崽子也是我们的玩具。我们抱着小狗，爬上高高的风斗（风谷用的），观赏小狗在风斗里的形状。但是，小狗们在风斗里表现萎靡，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鉴赏欲望。于是，我与小伙伴就一人提着一只狗的耳朵，在风斗里使劲地涮。那动作就如在锅里涮洗碗筷，又像现代人烫火锅。现实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的目的是想激发小狗崽的活力，可结果是涮了几分钟后，小狗崽眼睛也懒得睁了。奄奄欲睡的不良表现，气得我们七窍生烟。我与小伙伴四目相对，决定再给一点更大的刺激。
我们一人抱一只精神不振的黄毛小狗，走出院子往左拐，从容地把小狗扔进了茅坑。一只狗落水，咕的一声，再一只狗落水咕的一声，粪水荡漾之后，没有一点风景。小狗的表现让我们彻底失望，但失望之后即是恐惧。因为，那些在旁观看的大一点的女孩子说，这是害命；又说，狗有七条命。我们明白七条命是什么意思，但晓得害命是可怕的事情。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我们要挨打。
那天下午，我总在琢磨害命与挨打两个词语。但是，我没有看见我的父亲，也没有看见我的母亲。我回家去，睡房门紧闭，不见一个人影。到了傍晚，我溜进睡房时，只见母亲睡在铺着稻草的床上，地上有血，还有火盆。似乎说，母亲生了小弟。父亲那天忙得不可开交，根本顾不得过问我害命的事，母亲也似乎在床上静享痛苦之后的喜悦。我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后来，我知道，兄弟出生的那年是1970年。
005 我母亲生我兄弟时，已经四十二岁了。那一年我哥应该是十二岁。我二姐最少有十五岁了。我大姐应该最少十八岁，已经出嫁了。
我兄弟出生之日，应该也是我断奶之时。母亲让我吃奶到五岁，确实想把我养活。事实证明，养活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母亲在生我哥前还生过两个儿子，都是在三两岁时发烧、抽搐而死。父母们常说起，那两个夭折的哥哥，都本来是好好的，突然在床上不停地摆手，找医生给吃了麝香也没有效果，不几天就没气了。在活着的哥之前，母亲只养活了两个女子。母亲重男轻女，以为养活女子算不了什么，能养活儿子的才有成功感。因此，母亲在哥哥们相继夭折之后，悲痛欲绝，整天哭得皮泡眼肿。同村的好心大妈看见母亲悲伤，就抽出一根香烟，说：你抽一根烟吧，烟能消愁。母亲接过纸烟，从此一吸就是终生（长年因抽烟咳嗽，几十年夜不能寐，直到离世）。
006 在母亲做月子的时候，我对大米有了原初的体验。母亲床前的土地上放着木架火盆（废铸铁锅），火盆里燃烧着熊熊红火，火里煨着麻色的土陶罐，陶罐里煮着米汤饭。我的任务是用尚待发育的小手挖罐壁里母亲吃过剩下的米饭。掏挖出来的满手如泥的米锅巴，从我的嘴里进入胃，米的香气兴奋得我脊背战栗。我对母亲的奶水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了，那奶子应该被我的兄弟吮吸着。
我对那时的二姐毫无记忆。按理说，那时的二姐应该在家里还未出嫁，但作为十五六岁的农村姑娘，二姐应该是一个主力劳动了。主力劳动就意味着她应该像个大人，不是在田头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就是在家里做家务。她应该没有时间与我玩耍，或许多看我两眼的时间也不多，否则，我不会没有记忆。当然，二姐应该对我不坏。如果对我太坏，我应该记住，就如我对小狗崽太坏，小狗崽应该记住。只是那小狗崽记住的时间不长，就彻底失去了记忆力。
（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百度百科）
一天下午，我正在母亲的密室里晃荡，我赶场的哥推开厚实的木门，跳进屋来，手里炫耀着绿色的耍耍（玩具）。哥哥说，那是铁手枪。那铁手枪有上镗的栓，栓上有红色的橡皮帽。更为奇妙的是，手枪居然能打子弹。如此奇妙之物，陡然勾起我的占有欲。我立即嚎啕大哭，并使劲地顿脚，因为，我对得到那爱物没有信心。我渴望又同时绝望，绝望又同时渴望。
母亲在床上见状，叫哥把那手枪给我耍。但是，哥坚决不舍，理由是：他怎么耍得来这个东西，给他不到两分钟就整烂了。但是，腿肚子扭不过大胯，哥敌不过母亲的严威。再加我半天眼泪、哭声地召唤，那只可爱的手枪终于归到我的怀中。
哥哥教我如何扣板机，又教我如何把红苕或萝卜做成子弹来啪啪地射击。但是，我却擅自用手枪来装草木尿灰。不到两天，这支绿手枪就黑不溜秋；打不出子弹，也发不出声音，最后解体为废铁片。这个时候，母亲们都骂我：是个不做巢的东西。显然，他们都怨我，后悔给我玩那么精致的手枪，以为我只配到地上去玩尿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