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论语》的孔子弟子小传
有若字子有，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把他排在第27位，说他比孔子小43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把他排在第17位，说他比孔子小36岁，说他“为人强识，好古道也”。另外，根据《礼记·檀弓》的记载，“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可见其卒于鲁悼公在位时期。悼公为哀公之子，公元前466至公元前429年在位。
在《论语》中，有若（子有）、曾参（子舆）、冉求（子有）是仅有的三位被称为“子”的孔子弟子，但冉求（子有）被称为子，是在他人的记述中，即在《论语·雍也》第4章“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中。
据《孟子》、《史记》等记载，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思慕孔子，曾因有若（子有）似孔子，而群起推举其为师，并以师礼事之。但是不久，弟子们先后提出两个问题，有若（子有）皆不能回答，遂被赶下位来。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孔子即殁，弟子思慕。有若状如孔子，弟子相与并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孟子》的记载有点不同。孔子死后，卜商（子夏）、颛孙师（子张）、言偃（子游）认为有若（子有）有点像孔子，便想用尊敬孔子的礼来尊敬他，他们希望曾参（子舆）也同意。但曾参（子舆）没有同意：“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曾子说：不行！就像曾经用江汉的水清洗过，又在夏天的太阳下曝晒过，洁白无暇。我们的老师是没有谁还能够相比的。
有若（子有）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孔子：
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有若（子有）的言论被安排在《论语》第1篇《学而》第2章，曾参（子舆）的言论被排在第4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论语》即由曾参曾参（子舆）和有若（子有）主持、他们的弟子具体编辑，是有道理的。
《论语》共记载了有若（子有）的4 次言行。
一、孝悌是为人之本
有若（子有）在其言论中，提出了“孝弟乃为人之本”的重大命题。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论语·学而》1·2）
在儒家的教育系统中，对父母不孝、对兄长不敬，都是违背礼的行为。或者严重一点讲，如果有这些行为，不仅大逆不道，简直有点不是人的味道了。
有若（子有）说：“一般而言，一个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人，是基本不可能喜好触犯在上位的（统治者、上级、长辈等等）的人的，或者说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欢犯上而喜欢作乱，这种人是不会有的。君子行事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了，大道（仁道）也就有了。孝悌就是仁道的根本啊！”
有若（子有）认为，人们如果能够在家中对父母尽孝、对兄长敬重，那么他在外就可以对国家尽忠。忠是以孝悌为前提，孝悌以忠为目的。儒家认为，在家中实行了孝悌，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就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在过去，家以上即是国，而不是如现在的三口之家、五口之家的小家。自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继承了儒家的孝悌说，主张“以孝治天下”，对民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汉代、明代都是比较典型的“以孝治天下”的朝代。
在过去，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它不仅规范子女要对父母长辈尊敬、兄弟和睦，而且还要求人们对国家忠诚、对朋友仗义，与人为善。提倡和发扬孝悌精神，不仅有利于强化每个社会个体的责任感，同时也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这在当今仍然非常重要。
二、和为贵
孔子提倡“克己复礼”，那么，“礼”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有若（子有）用简洁的语言作了高度概括。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1·12）
有若（子有）的这一段话，大概讲了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礼的作用。礼的作用是什么？和为贵。和的基本意义，应当以《礼记·中庸》的记述为准较好，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和”解释为恰到好处为好，也即中庸的意思。能够达到中庸的境界，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因此，也可以直接译为“和谐”。礼的作用，就是为了遇事能够做到恰到好处，使社会和谐。
第二，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证据在哪里？“先王之道，斯为美。”过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可宝贵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因此，有子指出，这是一条国家、社会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不管什么时代，都应当坚持。
第三，推行这一原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答案是“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大大小小的事情的处理，应当秉持这一原则，从和谐出发。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还是得以守礼为前提。
第四，举例说明。“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比如讲吧，我们处理有些事情，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不按礼的规定来执行，就违礼了，也就不可行了。
这一章的基本含义大概如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凡事要按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并达到一个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而违反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规定，是不行的。
三、一切以礼义为准
有若（子有）还对信和义、恭和礼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说，讲信用要符合于义，符合于义的话才能实行；恭敬要符合于礼，这样才能远离耻辱。所依靠的都是可靠的人，也就值得尊敬了。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论语·学而》1·13）
在这一章里，有若（子有）是在明确“义”、“礼”两个基本的概念的基础上，讲“信”与“义”、“恭”与“礼”的关系。
在《论语》第一篇《学而》篇中，孔子、曾参（子舆）、卜商（子夏）都曾多次讲过信的问题，理政要“敬事而信”，为人要“谨而信”“主忠信”，与朋友交要“言而有信”。有子在这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信用要符合于义，这样的话才能实行、兑现。“复”是实现、兑现的意思。朱熹《集注》说：“复，践言也”。守信要服从义，守信是义的一种表现。如果不义的信，是可以不守的。比如《论语·仲由（子路）》13·20中，仲由（子路）问士，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有若（子有）讲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恭”和“礼”的问题。他说，恭敬要符合于礼，这样才能远离耻辱。恭敬也要恰到好处，否则，就是耻辱了。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仁矣。”这种行为，是不符合礼的，是不仁的。孔子还说，“巧言令色足恭”，也是不符合礼的，也是不仁的，左丘明“耻之”，孔子也“耻之”。
总而言之，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要符合礼的要求，进而符合义的要求。这个礼，现在来讲，就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而这个义，就是要符合天道地道人道的基本精神，包括礼在内。
一切违背了天道地道人道的事情，都是“不公平”的事情，是非义的。从江湖来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须出手维护正义。而当君无道、国无道、天下无道的时候，必然有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无“求生以害仁”，而“杀身以成仁”。
而他们是应当值得纪念的。
四、百姓是国之本
哀公在位时，孔子还在世。大概是有若（子有）学成了，且有名气了，哀公直接向有若（子有）问政。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12·9）
彻是西周的田税制度，也就是“什税一”，即国家收取国民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税。哀公所说的“二”，就是收十分之二的税。
哀公问：“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子有）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收十分之二的税，国家还不够用，收十分之一的说不是更不够用吗？”有若（子有）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有若（子有）认为，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所谓“国富民强”，或者“民强国富”。反之，如果对百姓征收过甚，这种短期行为必将使民不聊生，国家经济也就随之衰退了。
另外，根据《孟子》记载，有若（子有）认为孔子在人群中好比“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宣称“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有若（子有）勤奋学习，看书时担心睡着而用火烧手，《荀子》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
有若（子有）被尊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