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名: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ISBN: 9787305221644
。。内容简介。。
“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冲突的原因：帝国瓦解、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界线、挑衅的少数族群、扬言复仇者、恐惧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种族清洗的记忆以及长期冲突的民族迷思。”
维尔纽斯，维尔尼亚，抑或维尔纳？在本书中，这些指涉着同一座城市的区别微妙的名字以看似不动声色的方式出现在同一个句子的两端。它们是本书所述故事的背景音符，指示着一整套有关“我是谁”“我的祖国在哪里”“什么是民族”的记忆、理念和话语。跨越四个世纪，四个国家，通过将目光落在这片有着复杂民族混居背景、经历过极其多元的政体模式，被几度撕裂乃至摧毁的土地上，斯奈德试图为我们揭示民族理念转变的奥秘，追踪概念如何被解释、扭曲、发明和滥用，如何在与更为复杂的外部力量相互衍生的过程中酿成深重苦难，又焕发出崭新光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为有关通往国家的路径的终极问题寻找回答：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条路上的苦痛经验？
。。作者简介。。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1969—）
当今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学院终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东欧史。撰有多部备受称誉的史学著作，包括《黑暗世界：作为历史和警示的大屠杀》（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一幅秘密战争的素描：一位解放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艺术家》（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红王子：哈布斯堡大公的秘密生活》（The Red Prince: The Secret Lives of a Habsburg Archduke）等。此外，以对话的方式，斯奈德帮助他的朋友、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弥留之际完成了最后一本书《思虑20世纪》。其著作获得了包括艾默生人文奖、汉娜·阿伦特奖等在内的12项大奖。此外，他还是《现代欧洲历史期刊》和《东欧政治和社会》的编委之一，其文章常常见诸《纽约书评》《外交事务》《新共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译者简介】
潘梦琦，毕业于复旦大学国政系，现为编辑···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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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同语言，宗教也能被之后的民族主义者追溯为一种民族身份的记号或载体。2.如果国家机器剥夺了某个团体视作珍贵的东西，那么那些能够提供这种东西的组织就能得到支持。3.通过在人群中重新识别出民族，民族主义者将人重新定义为一个独特的种族群体，并且在未受教育的农民中产生影响力。4.立陶宛知识阶层接受的条件是入党以换取保留立陶宛文化的一点儿自由。5.现代民族主义的语言-领土-国家三要素。 「迷思」在书里出现频率很高，拿立陶宛来说，立陶宛民族主义无视立陶宛在近代早期与波兰的联系，而支持中世纪立陶宛的浪漫主义历史。对中世纪的强调以及对近代早起的否定与现代种族民族的扩张是一致的，事实上后者启发了前者。有选择性地发明民族历史是民族主义的惯常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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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出条目了，激动地打字都手抖T_T斯奈德老师这本书是扎实的历史研究典范，他精彩地论述了想象的共同体如何被塑造出来，历史如何与神话混为一谈，当下为何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更可贵的是，本书除了关注宏大叙事，还聚焦于那些已经被符号化的个体，其中也有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他们无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等待着后人解读他们的故事。作为译者，中文版的问题全是我的锅，华彩部分都属于斯奈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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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好书，这个版本肯定不行，希望以后有别的中文版。翻译错误、翻译含糊，不理解概念，不了解历史，等等。本来是介绍对读者很新颖的概念，读完后却会一头雾水。具体出现错误包括但不限于每页都会出现的渣翻译；时不时出现的单纯翻译错误，比如把意思弄反，有一处将立陶宛“翻译”作乌克兰；对历史不了解，比如政治上的Lublin Union，可以译作联盟、联合，但宗教上的Brest Union，也译作联盟？国内通行的翻译（尽管里头有些细节需要斟酌）是教会合并，较好的翻译是“教会共融”；作者保留了各种语言的发言，比如belorus和belorussia，但翻译却认不出形容词belorusian和belorussian？前者译作白俄罗斯，后者白俄罗斯亚，个人认为可以前者白罗斯，后者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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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上有点小瑕疵，但不影响整本书的质量。这本书应该可以说是Synder的首本独立著作的中文简体版书籍，期待以后可以看到更多的Synder有关东欧经验的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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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马天主教被认为是“波兰信仰”；甚至在反宗教改革后，“波兰信仰”对“波兰”政治忠诚毫无必要，天主教依然保持这个地位。如同语言，宗教也能被之后的民族主义者追溯为一种民族身份的记号或载体。然而并没有发生过导致领土争端及其解决方案的宗教冲突，无论是德国的“谁的王国，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方案，还是法国的“一个王国、一部法律、一种信仰”（un roi, une foi, une loi）方案。1566年立陶宛大公国的法令由五名东正教徒和五名天主教徒组成的委员会拟定。奥古斯丁·罗顿都斯（Augustyn Rotundus），一位在立陶宛参加反宗教改革的波兰人，他是米科瓦伊·拉齐维尔（Mikołaj“the Black” Radziwiłł，1515—1565）的朋友，后者是维日诺的巴拉丁伯爵，也是立陶宛重要的宗教改革倡议者（先是倡导路德宗，然后是加尔文宗，最后是反三位一体派）。罗顿都斯是一位波兰天主教徒，他写了一篇为立陶宛法律辩护的长文，而作为立陶宛新教徒的拉齐维尔出版了这篇辩护词。罗顿都斯还将1566年立陶宛法律编译为拉丁语，他同意拉齐维尔的观点：立陶宛的“公共事务秩序良好”（respublica bene ordinata）。波兰最伟大的耶稣会教士彼得·斯卡加（Piotr Skarga，1536—1612）将他1577年出版的伟大著作献给了基辅的巴拉丁伯爵——东正教徒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Konstantyn Ostroz’kyi）。事实上，那次不同宗派间的和解并不顺利。奥斯特罗日斯基是一位自负且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想要教会按照他的意思行事，他将这版著作买空并焚烧一尽。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政治秩序不仅基于对西方基督教各宗派的包容，也基于对东方基督教的包容。1573年的华沙同盟（Confederation of Warsaw）确立了王国内对全体天主教贵族的宗教宽容。这种宽容仅限于社会少数阶层，尽管在我们看来这存在某种排斥，但是同一时代在欧洲还未出现类似华沙同盟如此宽容的存在。
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观念比起之后的现代民族主义，它有时更排外，有时又更包容。它更排外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获得了所谓全体民族成员的支持，而近代早期的波兰政体则将有投票权的政治团体同被剥夺公民权的下层阶级区分开来。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不是以经济水平为导向的阶层，富人总是贵族，但几乎没有贵族生来就富有。富有的中产阶级只有成为贵族后，才算得上是公民。近代早期的民族观念在政治领域却比现代民族主义更包容，因为后者要求的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波兰-立陶宛王国保留了波兰和立陶宛的法律及行政机构。而近代早期民族在个人领域更为包容，现代民族主义倾向于坚持民族身份应包含文化源头和政治命运；而近代早期的波兰认同则认为上层阶级可以在文化上倾向一方，在政治忠诚上倾向另一方。在当时，贵族们与同僚商谈政事时使用一种语言（波兰语），在家中或与农奴交流时使用另一种语言（我们今天所称的白俄罗斯语或立陶宛语）。
一位贵族的出身可以是“立陶宛人”，他在政治上可以是“波兰人”，在宗教上可以是“罗斯人”（或“希腊人”）。既然在很长时间以来，立陶宛境内有大部分东正教国民，继承了基辅的诸多遗产，因此它也被称为“罗斯”王国。1385年，约盖拉以“立陶宛大公与罗斯人的王和继承人”的名义将他的领地与波兰合并。在1449年波兰-立陶宛王国与莫斯科公国的条约中，前者被称为“罗斯的”，而后者被称为“莫斯科的”（Muscovite）。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后，莫斯科公国声明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它是东正教所在地、拜占庭的继承人以及基辅罗斯的后继者。这为莫斯科公国与他们的东斯拉夫伙伴立陶宛发生战争，提供了合法性的理由，因为一个世纪以来立陶宛大公一直视自己为基辅君主的继承人。事实上，莫斯科公国关于罗斯后继者的声明将立陶宛推向波兰。当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0—1584年在位，1547年加冕为沙皇）在1558年挑起利沃尼亚战争（Livonian Wars）时，他加速了波兰和立陶宛在1569年的联合。当然，在那是波兰-立陶宛也自称罗斯后人：1569年，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加冕典礼上的头衔是“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罗斯人、普鲁士人、马佐夫舍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王和继承人等”。同年，伊凡四世对待波雅尔对手的方式也与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治下立陶宛贵族的法定权利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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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冲突的原因：帝国瓦解、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界线、挑衅的少数族群、扬言复仇者、恐惧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种族清洗的记忆以及长期冲突的民族迷思。”
引自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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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使用普世的语言，但共产主义者在行动上常常或多或少地围绕民族主义中心展开统治。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使用的是排他性语言，但是民族主义本身存在几个普世的特征：原则上它认可任何群体都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民族主义从一种社会生活中培育另一种；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们带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是可以互相照搬的。
引自 第7章 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边缘（1914—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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