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存韩第二》之李斯《议存韩》试读（二）
韩非试图通过欺诈算计的手法诱骗秦国，同时窥探陛下的意图来为韩国谋取利益。倘若大王真的听了他的话，采取了“先赵后韩”的策略，最大的受益者会是谁呢？当然是他韩非了！
因为是他牵线搭桥促成秦国和韩国的和睦，韩王为了维系与秦国的关系，就不得不重用他，让他从此地位更加稳固。他这哪里是在为秦国谋划？分明是用秦、韩两国的命运来为自己的前途铺路啊！
也就是说，韩非虽然颇具才华，其学说也的确很让人动心，但作为一个“天性本恶”的个人，他必然会将个人利益置于秦王利益之上；同时作为韩国宗室子弟，他也会将韩国利益置于秦国利益之上。
他最擅长用华丽的包装来隐藏阴暗的野心，用动人的说辞来惑乱人心。我实在担心陛下无法经受其“糖衣炮弹”的攻击，相信了他的诡辩邪说，以至于无法准确把握事情的本来面目，那可就真中了别人的圈套了！
既然韩非不可信，其“存韩”的计策也不可行，那你李斯可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吗？当然有了！
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割也。
李斯的建议如果概括成四个字就是：虚张声势。
如果概括成五个字，那就是：空手套白狼。
首先，对待韩国，要陈兵边境但又不说出要讨伐的对象，韩国发现后肯定会心慌。他们会琢磨：“这秦国大兵压紧，是不是要对付我呀？如果是的话，那可就糟了！”
因为担心秦国会对自己用兵，他们就会很顺服地采取侍奉秦国的策略来求得自保。这个时候，请大王允许我出使韩国，说服韩王来秦国觐见。只要能将其骗来，大王就可以将其扣留下来作为人质，然后再召见韩国的大臣，迫使他们割地求和来换回自己的王。
因令蒙武发东郡之卒，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
其次，对待齐国，也要依样画葫芦，让蒙武征发东郡的士卒，在边境上施压但也不说明具体目标。
这里的“东郡”原本是魏国的土地，治所在今河南濮阳，统辖范围大约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交界处。与魏都大梁紧密相邻。
在东郡集结军队，可以虎视齐、赵、魏、卫四国，而齐国不知其攻击目标所在，生怕引火烧身，自然就会听从荆苏的主张与赵国断交了。
这两招组合拳下来，我们都不需要真打，也不需要付出真金白银，更不需要让自己的子弟出去做人质，就能让“劲韩”慑于威势割让大片土地，从此变得更加弱小；让“强齐”受到道义感化，而对我们言听计从。
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这些消息一旦传开，赵国会感到心惊胆战，楚人会变得更加犹豫，就会在秦、赵之间采取中立甚至是偏向秦国的立场。赵国胆寒，齐国、楚国不敢轻举妄动，魏国又不值得忧虑，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蚕食别国土地的机会窗口。
李斯这里原文说的是“诸侯可蚕食而尽”，虽未指明要蚕食的对象是谁，但只要我们掰着指头算一算，就能发现除了韩国也没别人了。因此归根到底，李斯所要鼓吹的，还是他“先韩后赵”的策略。
而到了最后，李斯的落脚点又回到了赵国身上。说等我们解除了韩国的后顾之忧，就可以压上全部兵力，与赵氏决一死战了。希望陛下能够慎重考虑我的建议，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总结李斯的《议存韩》，其核心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是反驳韩非的观点，指出韩国“服强不服义”，在关键时刻是靠不住的，所以必须要优先消灭；韩非子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又将韩国的利益凌驾于秦国利益之上，所以我们就要“因人废言”，他的那些话是断然不能取信的。
后半部分，为了表明自己才是忠心为秦国利益考虑的，李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希望通过武力恫吓手段，迫使齐、楚两国置身事外。具体的方略有二：一是要陈兵边境，迫使齐国与赵国断交；二是削割韩国的土地，以此对列国形成震慑。
对比李斯与韩非的方案会发现，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都同意赵国是秦国东进六国最大的阻力，而想要在这场国运之战中取得胜利，排除合纵联盟以孤立赵国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同之处在于，韩非的建议是通过外交手段，让可能与赵国形成合纵联盟的楚、魏两国保持中立。至于齐国，由于其距离较远，且其执政者目光短浅，事实上并不足以为惧。而韩国因与秦国亲善，且没有反叛和扩张的能力，因此完全不必纳入考虑范围。
这两者孰是孰非，纯粹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并不具有事实判断的前提。因为无论选取哪一个方案，都需要考虑瓦解合纵联盟的具体策略，这是不以秦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在执行层面，现实政治也同样存在太多变数。且不说齐、楚、魏等国不会事事听命，不见得就会被秦国的虚张声势吓倒；就算是这次多管齐下，把该用的手段都用尽了，也还存在一个事后背信弃义或者幡然悔悟的可能。
影响诸侯向背的因素有很多，这其中既包含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无法排斥其他诸侯和纵横家的游说活动，其主动权不在秦国手中。你可以使用的手段，其他诸侯一样可以用，这就使得旁观者的立场总是飘忽不定，更使得任何策略都无法确保万无一失。
至于究竟该采取哪种策略，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李斯原本提出的战略是“取韩以恐他国”；但在《议存韩》一篇中，他又将执行策略改成了擒韩王以“深割”韩。
由此可见，韩非之前的论断已经在秦王政心里扎下了根，尤其是他对攻取韩国“未可一年而灭”的判断，以及由此带来所谓“进而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后果的描述实在直刺人心，让秦王政不禁对李斯“取韩”策略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
李斯深知无法撼动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只得一边痛心疾首地控诉韩非“辩说属辞、饰非诈谋”善于蛊惑人心，一边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作出妥协，最后退而求其次，酝酿出了“深割”的新主张。
而为了给自己新观点张目，证明其具有可操作性，他又必须得拿出看得见的成绩来，而这也就是他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