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主政时期，是中共历史上思想最开放、作风最民主的时期。深圳蛇口的民主直选改革，更是他一生中的经典之作。胡耀邦逝世后，有人在他的灵堂留言薄上，赫然写着“民主先锋”四个大字。
胡耀邦有一句经典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他认为，共产党当年之所以打败国民党，夺取中国政权，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民意的根本体现。中国人民把共产党推上历史舞台，看中的是共产党当年表现出来的民主意识和民主预期，共产党取信于民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民主。
1977年12月17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民主是对立的统一，人民民主是基础，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专政，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
1979年1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时说：“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邦’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
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第5届2次会议上，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1980年11月23日，胡耀邦在各省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关于宣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什么大救星啦，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受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没有远大眼光，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往往企求于大救星，对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对封建迷信，要做工作，要逐步使人们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有些事情，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
1980年春节，在民盟中央举行的迎春茶话会上，胡耀邦特意提到张澜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是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
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爱国人士的合作。”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胡耀邦又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完善这一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提法，受到了民主党派的欢呼。
凡是胡耀邦主持的会议，与会者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全不在乎。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胡耀邦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
1986年9月23日，胡耀邦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林•格雷厄姆时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形象不怎么好，这是事实。是我们自己没有搞好。政治上出了些毛病，在处理民主、人权等问题方面有缺点，出了乱子。”
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提出了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放性，突出了政治民主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体人民要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1989年1月，胡耀邦在湖南长沙约见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第甫时说：“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讲话，离胡耀邦辞职已经两年多，离去世不到三个月，这是胡耀邦民主思想最后的公开表述。
有一个细节，反映出胡耀邦在民主意识上的深度和高度。有一次胡耀邦家庭聚会，王元元也在场，她描写了当时的场景：“德平(胡耀邦之子)说，邓小平是不喊万岁的，但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禁不住喊出了共产党万岁!这时安黎插话说：不对，应该说人民万岁。党怎么能万岁呢?这时我看到耀邦叔叔投来一个赞许的眼神。”(参考苏露锋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