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课程，听的是介绍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这本书是和《大明王朝1566》的小说一起买的，当时看《大明王朝1566》的电视剧，很上头，就一口气买了好几本介绍嘉靖到万历三代历史的小说和史书。
听课时候才想起，这本《万历十五年》到现在还是崭新地束之高阁，想想真是惭愧，明年不要再列书单了，先把今年，甚至去年买的书看完再说吧。
书归正传，来聊聊今天听书，对于海瑞这个人的一点想法。
《万历十五年》中这样评价海瑞：“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民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
对于海瑞这个人，大家公认的标签是“清官”，但清官就一定是一个好官吗？
黄仁宇谈到海瑞时，用了“古怪的模范官僚”这样一个词。
海瑞是一个道德观非常纯粹的人，并始终以这种几乎顽固苛刻的道德观来要求自己和别人。
隆庆皇帝时，海瑞出人南直隶巡抚。当时，苏南地区的高利贷问题非常严重，许多欠下高利贷无力偿还的农民，只能以土地抵债，久而久之，造成土地大量集中于官宦手中。
这些高利贷的利息是远远高于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法律的，而海瑞是坚决不容许这种违反规制的事情发生的，于是他先从自己的救命恩人——前任首辅徐阶开刀，逼迫徐阶退还了家里的大半土地。
农民们看到海大人如此公正执法，便纷纷上诉状，要求讨回自己的土地。
面对每日雪片般的诉状，海瑞在无力一一查实的情况下，仅凭一腔热血和对穷人的同情，便全部以偏袒穷人的判决草草结案。
这种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做法，很快便显现出后遗症：有钱人不敢也不愿再从事借贷活动，当地所有的借贷行为几乎一夜之间全部停滞。农民们资金匮乏，又无处周转，后续带来了更多更大的麻烦。
这里，讲书人又举了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例子。
曾国藩最初为官时也像海瑞一样，耿直难通融，和上级以及同僚们的关系非常糟糕，以致于没有人愿意和他合作，他想要推行的政策处处碰壁，职场工作寸步难行。
后来，曾国藩反思并做出了调整，他不再拒绝官员们送上的银两，一概照收。
但他将这些钱财全部用于组建湘军，为大清朝续了几十年的命。
两点间，的确直线距离最近。但往往，直线上并没有路，或者有路却举步维艰。那么，曲线救国就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倘若不懂得灵活变通，只知一味的孤芳自赏，就注定成为曲高和寡的孤家寡人，更不要提什么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
好人未必能为好官，能治好国。
想起毛主席评宋襄公。
宋襄公，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但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却是这样说的：“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这段历史是怎么回事儿呢？
简短截说，当年宋楚交锋，楚军远道而来，宋军早在岸边摆好阵势。
当楚军开始渡河，有人对宋襄公说，趁他们过河，赶紧出击，必获全胜。宋襄公不听，坚持要等对方上岸再打。
等楚军刚刚过河，还在列阵时，又有人劝宋襄公，趁此时赶紧进攻啊！宋襄公说，急啥急，人家还没准备好呢。
待到楚军整装列队齐备，双方交战。结果宋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宋襄公本人也挂了彩，还累得保护他的亲兵全部阵亡。
此外，宋襄公还提出，交战中不能杀对方的伤兵，且不能擒“二毛”（就是发须皆白的老人）。
这种“仁慈”对宋军将士在战争中的冲杀是大大的掣肘，根本无法发挥战斗力，只能一次次错失战机，节节败退。
宋襄公的“讲武德”，或许为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所崇尚，却并不符合两军对阵前的兵戎相见。
战争中，胜利是最终，也是唯一的目的。一切所谓的阴谋阳谋，只要能够达成胜利，就是有用的计谋。一味的“贵族精神”，只会落得贻误战机，亡国灭种的结局。
回过来再看海瑞，空有一腔正义，一世清廉，却并未能他所处的社会做出多少贡献，并未给他治理下的一方百姓谋得福利。这所谓的“清官”也只是个清官，徒有清名却无甚作为，只是为己身搏了一个清名。
正如《大明王朝1566》小说中所言，官场，须得“和光亦同尘”。
你的格格不入，自恃清高，只能让自己到处碰壁，政令不通，毫无执行力，则为民谋福利就注定沦为一句空话。
像后期的曾国藩那样，以智慧的方法，不拒人于千里，用小小的“同流合污”，换取行动上的大方向一致，让自己的政策方针得以施行，向着最终目的一步步靠近。
如此，方为一个政治家的识大体，观大局的高明之举。
相反，一味追求声名，沽名钓誉之人，实非济世之能臣。
海瑞，一个公正廉明的清官，却非力挽狂澜的能吏。
下一次，聊聊万历首辅张居正。此人正是结果导向明确的实干家，可以多年隐忍，可以默默做事，可以使用手段，只为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和抱负。
